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,一大批蒋军高级将领排队登记时,政委贺春年对所长感慨道:“这些人要是出现在戏台上,都是大将军啊!”
贺春年的话不无道理。那些曾在“绥靖区”担任司令、兵团司令的将领,在汉朝的地位可比得上四征四镇的将军。像王陵基、王耀武、杜聿明、康泽等人,甚至可以称为四方将军。而徐远举、周养浩、沈醉等人,按照明朝的标准,大概可以算作锦衣卫的千户、指挥使,虽然没有达到都指挥使的职位,但也差得不多。
这些蒋军上将和中将,曾经在战场上风光一时,权力在手,气吞万里,然而一旦被俘,他们就像败了的公鸡一样,整天担心是否能活命。进入战犯管理所后,除了少数几个依旧倔强的人,大部分都开始认真学习改造,争取早日获得特赦。
在这其中,有五位特别的“大牛”,他们的档案厚得可以堆成一人高,历史记忆中也有不少关于他们的独特事迹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五位“大牛”中,有一位上将,四位中将,他们几乎都是蒋介石和戴笠的得力干将,掌握过大权,手握兵团或数省的控制权,生死权掌握在他们手中。若他们在战争中早些投降,战争的损失或许可以减少很多。
展开剩余73%这些败将被关进战犯管理所后,虽然不敢与管理人员顶撞,但在他们之间却形成了独特的“鄙视链”。正规军看不起杂牌军,杂牌军又瞧不起特务,而曾经当过汉奸的人,则是大家共同轻视的对象。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中的蔡守元大喊“我是战犯,不是汉奸”,康泽则说自己是“战场上被俘的正规将军,而不是特务”,这些台词都有历史根据。
例如,蔡守元的历史原型是桂系将领、第三兵团中将司令官张淦。提到“功德林五大牛”中的上将,大家自然会想到王陵基。他曾是七绥靖区的司令官,也在江西和四川担任过省政府主席。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年纪最大,生活技能几乎为零,甚至连刮胡子都要依赖杜聿明这位副总司令。王陵基年老且脾气暴躁,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对待他。沈醉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提到:“王陵基一向骄傲自大,看不起人,曾因抢女人而打过老蒋一巴掌。”他曾因杀人无数被重庆和万县的百姓称为“王灵官”,意思是他像个凶神恶煞。
然而,尽管王陵基如此骄横,但在战犯管理所内,没人敢轻易与他对抗。徐远举和周养浩虽然擅长逮捕和打击对方,但也不敢轻视王陵基,因为王陵基在四川时曾控制过许多大特务,若得罪了他,后果不堪设想。
与此同时,沈醉则是战犯管理所的“社牛”,他人缘极好,无论是与军方大佬如杜聿明、王耀武,还是与徐远举、周养浩等人,都能打成一片。他有着不小的社交技巧,总能通过幽默和小礼物化解矛盾。他在回忆中提到,曾通过赠送衣物和糕点,获得了许多人的好感和支持。
在这些将军级战犯中,王耀武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他曾担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、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等职务,掌握着山东的政军大权。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里,一直扮演着“学习委员”的角色,既得到了领导的信任,也得到了其他战犯的尊敬。沈醉形容他“忠厚老实,处处谨言慎行”,因此最终被特赦。
与王耀武的“黄牛”风格不同,文强和黄维则更为倔强。文强曾是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的中将副参谋长,他拒绝写悔过书,坚称自己“问心无愧”。尽管这样,他最终也因为坚持原则而拖延了二十六年半才获得特赦。黄维也是一个倔强的将领,曾在被俘后与解放军干部争吵,因其刚烈性格,被剔除出最初的特赦名单。
这五位“大牛”各有特色,性格迥异:王陵基的骄傲,沈醉的社交手腕,王耀武的忠厚,文强与黄维的倔强,构成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独特的风景线。要问他们谁最牛,这个问题不好回答,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,想象一下他们要是生活在汉朝或明朝,那可能各自会担任什么样的重要职位,倒也值得一探究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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