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90年代，王永忠已经年近七十，回到了她久违的故乡。站在这片曾经的土地上，看到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，她的心中充满了感慨，眼眶也不禁湿润。这里是她的出生地，曾经给她生命，然而她一度希望逃离的地方。如今，时光荏苒，一切都已不再如昔。
尽管如此，王永忠从未后悔当初离开的决定。正是因为她离开了家，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回想起她的童年，王永忠的眼里总是充满泪水，因为那些岁月给她带来了深刻的心理创伤。
王永忠于1913年出生在四川苍溪县云峰乡的一个贫苦家庭。由于家境困窘，她被父母送到别人家里当童养媳。那个时代的童养媳地位极低，像她这样的孩子，年幼时充当劳动力，长大后则成了生育工具，整日忍受他人的摆布与欺凌。小时候的她常常被婆家人虐待，常常饿着肚子工作，身体虚弱，时常感到头晕目眩。
展开剩余86%不堪忍受折磨的王永忠开始有了逃跑的念头。一天夜里，当婆家人都熟睡时，她悄悄溜出家门。可是一个小女孩能去哪里呢？她很快就被婆家人抓回，并遭受了一顿暴打。即使如此，王永忠心中的逃离愿望并未消失。
幸运的是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当地来了几位传播革命思想的共产党宣传员。每次他们的演讲，王永忠都会去聆听。特别是“妇女解放”的思想，深深触动了她的心，她开始憧憬自由与解放。
不久后，王永忠结识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。在得知有机会参与革命后，她毅然决定离开家乡，踏上了全新的道路。从那时起，她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。
王永忠毫不留恋地走了，她迫切希望摆脱童养媳的命运，追求自己的自由。她跟随中共的秘密党员来到了通南巴地区，成为儿童先锋队的第一名成员及队长。虽然年纪小，但王永忠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任何人。凭借她那优美的嗓音，她为村里的孩子们唱歌，鼓励他们加入儿童队。很快，队伍从她一人扩展到超过200人。
1932年，王永忠正式加入红军，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。她的入党介绍人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。在红军中，她发现许多和她有相似经历的姐妹，她们大多数都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参加革命的，这让王永忠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。
1933年，妇女独立营在通江成立。王永忠苦练枪法，很快就得到上级的认可，并被任命为妇女独立营的连长，还配发了盒子枪。当时，红军的枪支非常短缺，平均每两个人才配到一支枪，拥有枪支不仅是身份的象征，也是能力的象征。
在这期间，王永忠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，陈玉高。陈玉高是河南人，他来到妇女连队教授女战士拆卸和组装枪械。陈玉高为人和善，性格温和，王永忠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好感。两人很快坠入爱河，并在组织同意下结婚。然而，刚结婚第二天，陈玉高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。王永忠痛心不已，虽然她无法改变命运，但她决定不屈服，要勇敢面对一切。
1935年，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，发起了西渡嘉陵江战役。就在这时，王永忠竟意外地遇到了她的父亲，才知道父亲和弟弟也都参与了革命。王永忠激动不已，拉着父亲的手，诉说了许多心里话。临别时，父亲和她互相鼓励，约定一起等待革命胜利的那一天。然而，这一别之后，她再也没有得到过父亲和弟弟的任何消息。
长征的道路充满艰险。当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，王永忠看到战士们衣衫褴褛，心生怜悯，决定做点事情来帮助他们。她动员妇女团的姐妹们一起为战士们赶工做布鞋，而她自己也为战士们做了100多双鞋。
在甘肃会宁会师后，王永忠认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，马金六。马金六温柔而浪漫，两人共同战斗，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光。但命运再次捉弄她，马金六在甘肃倪家营子的战斗中壮烈牺牲。王永忠深感痛失爱人，但她依然没有被命运击倒，顽强地活了下来。
在一次激烈的战斗后，王永忠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当她再次醒来时，发现周围满是尸体，其中不乏她并肩作战的战友。幸运的是，她得到了当地一位70多岁老人的救助。老人和妻子将她藏在地窖中，直到危险过去后，才将她带了出来。
王永忠在那位老夫妻的庇护下，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取名“黑娃”。不久后，老夫妻相继去世，王永忠为了寻找到自己的部队，决定离开。正值抗日战争时期，王永忠带着孩子流浪，途中遇到了为解放军服务的士兵，并被收养。
两年多后，王永忠与丈夫一起生活，丈夫为她建了一间砖房，王永忠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然而，命运再次残酷地向她发起打击，她的第三任丈夫在剿匪战斗中牺牲。
尽管命运一再给她重击，王永忠的心却越来越坚强。解放后，她定居在肃南县。虽然她无法继续参军，但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为祖国出力。当朝鲜战争爆发时，王永忠毫不犹豫地让儿子参军，她告诉儿子：“年轻人就要打仗，把美国人打跑。”
王永忠的儿子在上甘岭战役前夕受伤，失去了左臂。战后，他被评为一等乙级伤残军人。之后，王永忠将大孙子送入西藏边防部队，小孙子则服役于北京军区炮兵部队。她始终相信，男儿应为国家保家卫国。
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，王永忠的一生中，唯一的财富就是一床徐向前家人赠送的毯子和一枚瓷质毛主席像。她把革命的理想深埋心中，直至2008年，享年95岁时与世长辞。
王永忠的命运可谓坎坷，但她从未向命运低头。三任丈夫的牺牲、儿子的伤残、无数次的生死考验都未能让她屈服。有人问她是否有遗憾，她坚决摇头：“无。”正如她所说，当爱情、亲情、热情、青春和生命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，怎能有遗憾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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